党史故事 胡壮麟：回首往事，倏忽七十载——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的回忆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一向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阔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拓荒六合，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力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想文章。他们的回想，从不同的旁边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展开进程，记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前史，甚至我国高级教育史的宝贵史料，也为咱们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力供给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芳华宣言。
个人简介：胡壮麟,1933年3月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50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1972年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首要研讨方向是外国言语学、功用言语学、语用学、英语教育法等。
胡壮麟
在战乱中徘徊的上海少年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缓缓升起，新我国树立了!
我其时在上海市一所天主教中学——私立圣芳济中学刚升入高三，年仅16岁。4个多月前亲历我国公民解放军进驻上海的前史一刻。
对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言，新我国树立前，我思维上处于徘徊状况。我先后阅历了上海处于美英法日控制的租界年代、以日寇占据上海为标志的抗日战役时期，以及抗战成功后国民党接纳大员的回归和随之而来的糜烂与战乱。在这样的布景下，我这个上海少年在内心深处对现实感到不满，但又不知怎么举动和求变。
所幸我有时机接触到来自解放区的前进思维。我家在江湾的住宅被日寇炮火摧毁后，全家遭难到上海法租界最边际的天平路。坐落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就在后马路，我居然能在交大校园里买到前进书本，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区作家何其芳的《画梦录》和《夜歌》！这些书本对我根究光亮、迎候上海解放的影响很大。
当解放军在1949年5月25日清晨进入上海时，我激动万分，在漆黑中期盼光亮的心情充分反映在下面这首短诗里：
节日
街上响起了人群的步履声，
说是公民的部队的，
南我国欢腾得掉起泪了。
拂晓的榜首次钟声敲响。
我睁大双眼，
空间的漆黑再也挡不住我的视界。
我要起来！我要起来！
要唤醒睡着的同胞起来。
钟声泛动着，
又静下去……
窗外，零散的枪声，
驱散了夜莺的私语。
这诗意的一夜，
诞生着一个巨大的节日。——为上海解放而作
很羞愧，新我国树立后我尽管也曾活跃参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团活动，但当组织上召唤同学们报名伴随解放军南下时，我却鼓不起勇气报名。在这个阶段，我既要求前进，却又不敢迈开脚步。
那时分，我脑子里考虑更多的是预备上大学，上哪个大学？哪个系？按理说，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上海有的是大学，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等，不用为上大学忧愁。但有两件事一向在我心中困扰，久久不能脱节。一方面，中学时我期望长大后能当个像萧乾那样的新闻记者。从这个视点来看，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有新闻系，都是不错的挑选。另一方面，我思维上也呈现另一种遥想，期望能够远离家园去北京上学，既能够听到何其芳《画梦录》中叮当的骆驼铃声，又可亲临以天安门为标志的新我国首都。
就在这种优柔寡断的状况下，我参与了新我国树立后的榜首次高考。那时尚无全国统考，而是分大区招生，如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等。一些私立大学则各自独自招生。这样，我报考了华北区的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东区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及两所私立大学——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和沪江大学(英文系)，整个暑假我再接再励，四处奔驰。未想到我居然被上述四所大学悉数选取，这下逼着我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区域、新闻和英文两个系之间进行挑选。
这时，我的一位潘姓街坊向我提出这样的主张：要做一名记者，外语功底有必要好，否则不行能成为萧乾那样的优异记者。因而，他劝我无妨先学英语，打好根底，结业后再去找记者的作业。可巧，我去上海的清华同学会了解状况时，一些老学长跟我讲清华很快会树立新闻系，将来能够转系，所以我下定决计去了清华，成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组的一名学生。
榜首次远离家门去北京对我是一次训练。上海的清华大校园友会组织咱们重生团体北上，包了一辆专车，带队的是学长丁石孙，后来成为北大校长。
清华、北大的大学年月
1950年9月，我跨入清华校门，在大操场签到后，便看到外文系的宣扬标语：“清华园是革新家庭，外国语乃奋斗兵器。”我就在这样一个“革新家庭”中度过两年。
1951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成府路一家小餐馆里吃馄饨面，边吃边看饭桌上的《公民日报》，可巧读到魏巍的《谁是最心爱的人》一文。作者终究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榜首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分，当你扛上犁耙走向郊野的时分，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拎着书包走向校园的时分，当你安安静静坐到作业桌前方案这一天作业的时分，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分，当你和爱人清闲漫步的时分，朋友，你是否认识到你是在美好之中呢？”登时我内心深处被打动了，是自愿军的奋战使咱们得以过着安静美好的日子。不久，咱们年级中党团员最会集的俄语组同学活跃报名从军了，这再一次打动了我。由于没有得到家中附和，我终究仍是没有决计报名从军。没过多久，校园为援助装甲兵部队做第2次从军发起，我报名了。惋惜的是，体检时我因高度近视，未被选取。
由于思维和举动上的前进体现，我于1951年12月被接纳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没多久，全国展开了“三反”“五反”运动，我被清华大校园党委差遣到北京市委参与这项作业，我地点小组的领导是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谢青同志(1952年，院系调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此期间，我萌生了入党的想法。原因是小组在3月8日妇女节进行纪念活动时，谢青说了这样一段话：“咱们不要以为革新成功了，什么都处理了、变好了。咱们的乡村还很落后，妇女在乡村中仍是没有位置，咱们要持续革新……”我当即表态要持续进步醒悟，争夺入党。
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结尾时，又发起一部分人员去支撑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我会讲上海话，就被挑上了，所以又去上海参与了两个多月的运动。由于经受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检测，清华外文系党支部在暑期通过了我的入党请求，附和我成为中共替补党员。
暑假开端，咱们就提出去工厂劳作训练，经清华大校园党委请示北京市委后予以附和。我和外文系的部分团员及其他同学去了二七机车厂，另一部分人去了石景山钢铁厂。坐落卢沟桥畔的二七机车厂具有“二七”大罢工的优良传统，咱们既能与工人师傅一起劳作，又承受了革新前史教育。
咱们原定在二七机车厂劳作一个月，效果两周后，我忽然接到清华大校园方的指令，让我当即返校，说还有使命。回校后，我得悉新我国树立后的榜首次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平和会议行将举行，需求清华外文系学生援助。咱们开端被组织在中山公园的几个大厅住宿，白日会集学习。这时，咱们才得悉会议举行的布景：美国片面订立对日和约，加快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生；美国侵略者损坏朝鲜休战商洽，在亚洲区域处处树立军事基地，预备发起更大规划的战役，这使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平和与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假如说我进清华外文系一向承受的是“清华园是革新家庭”的教育，而这时我最能领会“外国语乃奋斗兵器”的含义了。
1952年暑假，教育部对我国高校进行了一次具有前史含义的严重革新——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本来的文理学科合并到北京大学。我也转学到了北大，亚太平和会议后的所谓“返校”不是回清华，而是直接到新北大签到。我到新北大后，曾帮忙东、西、俄团总支宣扬委员倪孟雄同志从事宣扬作业。不久，东、西、俄三系别离树立各自的团总支，我担任西语系团总支书记。1953年夏，我在西语系党支部转正。
这一时期，我依然抱着“重政治，轻学习”的思维，对怎么搞好学习很少考虑。没多久，我开端感到有压力了。那时毛主席宣布“身体好，学习好，作业好”的召唤，团中央随即在我国公民大学的大操场举行全市团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我也参与了。尔后，北大党委、团委在不同场合屡次要求党团干部在“三好”中起表率作用，我与团总支委员和学生会干部不时研讨该怎么遵循。
胡壮麟北京大学结业证书
就“身体好”来说，准时起床、准时熄灯，党团员要做出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体委在北京市推广“劳卫制”，我在短跑、中跑、长距离跑、单杠、双杠、跳高、跳远、铅球、体操、爬绳等10个项目上都到达优异规范，荣耀取得“劳卫制”优异奖章。
“作业好”首要指党、团、学生会、班级干部的社会活动，时刻固定在下午2—4点，这也能做到。
仅有让咱们感到棘手的是“学习好”，由于党团干部每天午休后比其他同学少两个小时的学习时刻。其时发生过一件事，一天下午，我接到二年级团员的报告，说他们班上的团干部在女生宿舍关上门大哭。我急忙前去问个终究，本来她们期末考试成绩欠好，没有完结“学习好”的使命，无法向组织告知，只能关门痛哭。我本人在班上考了个“4+”，处于中游。
党要干啥就干啥
1954年结业时，我的榜首自愿是从军，由于我对中学和大学时两次召唤从军没有报名一向感到心中有愧，第三次又因视力太差未能通过。再一个原因是清华外文系有个传统，不一起期的党支部书记结业后都从军了，他们是我的典范。
北大东语系和西语系共有8位同学被告诉去总参二部签到。签届时，干部处刘处长热心地看着咱们，说了一句让我永久难忘且赋有爱情的话：“你们是我党在新我国树立后自己培育的榜首批大学生。”
我在总参二部先后担任见习翻译、翻译、顾问等职。在新的岗位上，我立了一个大功。那时，美国欲在太平洋某个岛屿进行大规划的氢弹实验，我将悉数状况研讨剖析和收拾后上报，二部部长刘少文将军马上转报国防部彭德怀元帅，彭德怀又直接转发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为此，总顾问部政治部给我发了“先进作业者”证书。在二部期间，我还在《解放军报》上宣布过《美国军事科学哪些落后于苏联？》一文，后为《光亮日报》转载。
1958年春，部队发起10万转业官兵建造北大荒，我报名获准，自部队转业，离开了北京。1959年年末，我接到告诉，调回北京作业，终究落脚在我国农业科学院情报材料室。情报材料室下分三个组：情报组、翻译组、材料组。我是学英语的，被分配到翻译组。没多久，室主任发现我有必定的组织能力，让我当翻译组组长。1960年头，全国处于困难时期，我既供给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大国的农业生产状况，也收集了同为农业和人口大国印度的农业生产经历。
在农科院作业十余年后，1972年年末，我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作业。回北大后，我开端给1970年进校并已经学习两年的工农兵学员上听力课。除选用现成的听力教材外，我每天从电台录下BBC、VOA等外台的播送新闻并转成文字，然后请长时间留在我国的一位美国老专家温德(Winter)校正，成为自编教材。
1974年，北京大学承受一批越南留学生，由吴柱存和邓懿两位教授任主讲教师，我和安美华教师帮忙，此外我还担任教听力课。学生对我用多种方法给他们教育和练习听力和白话很感兴趣。1975年暑期，越南留学生回国后，我先去首都机场，帮忙李赋宁先生训练机场人员学英语，然后又担任行将入学的1975级工农兵学员教育小组长。
改革开放庆重生
1978年，我通过教育部在全国高校的中青年出国训练选拔考试，被保送至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同行共9人。我使用这个时机在该校言语学系攻读了一般硕士和优等硕士学位，从此敞开了我后半生在高校从事言语学的教育生计。
悉尼大学言语学系主任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1949年前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岭南大学攻读本科和研讨生课程，导师别离为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鉴于他在我国的经历并遭到我国革新的影响，他对咱们3位在该系进修的教师十分友爱，也能严格要求。（胡壮麟：“吾师韩礼德先生的为人和治学”,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12—15页）他倡议的体系功用言语学理论，既传承了王力、高超凯等功用主义思维，又结合他的英国导师弗思(Firth)有关伦敦学派的理论。（胡壮麟：“韩礼德学术思维的我国根由和回归”，《外语研讨》2016年第5期，第9—13页）国外高校在讲堂上盛行的“研讨会”(seminar)与国内校园中习气的“听课记笔记”的教育方法构成明显对照。
我尽管在言语学系学习，也参与了英语系为我国进修教师组织的一些课程，主讲的有系主任克雷默(Kramer)教授、讲师朗西(Runcie)博士和外聘悉尼教育学院的教师。克雷默后荣任悉尼大校园长，1998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经校园附和，我以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讨中心主任的名义约请克雷默参与庆典。
1998年，北京大校园领导决议树立“澳大利亚研讨中心”，尽管我已退休多年，仍让我挂帅，我服从组织决议。在此期间，澳方的澳中理事会主席知道我是从事言语学教育和研讨的，特别提示我，新树立的中心和北大行将举行的学术会议不要只宣读小说和诗篇类论文，应该发起北大和其它校园更多专业从事澳大利亚研讨，如政治、经济、外贸等。根据这个原因，我自己带头写非文学类论文。通过多年的尽力，2016年卸职后，我将有关论文汇集成《跨过太平洋：胡壮麟澳大利亚研讨论文集》。
北京大学评职称时曾有过明确规定，凡教育、科研和管理作业全面展开并取得效果的教师优先选拔。对此我深表附和，并按此监察自己。
高校康复招生后，北大外语教师的压力很大。外语专业本科生分两个方向——文学和言语，北大教师比较了解文学课程，可是言语方向的教育怎么展开却不是很清楚，假如回到之前简略的“传闻读写”教育，岂不把大学办成了外语专科校园？改革开放后开端接收硕士生和博士生，为他们开设专业理论性更强的课程难度更大。正是在此状况下，先期出国进修的教师，如姜望琪、祝畹瑾、申丹等同舟共济，为本科生开设了一般言语学、使用言语学、文学文体学、叙说学、英语的语体、社会言语学、外语教育法、外语测验等课程；为研讨生开设了体系功用语法、前史言语学、言语学理论和门户、语义学、言语和隐喻、互动外交、语用学等课程。因而，每年都有不少高校教师前来观摩学习。就我个人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在北大除本科生外，还培育了25名硕士生、8名研讨生班学员、17名博士生。
在科研方面，我边教育、边参与学术会议、边写论文。自1981年回国后至1996年暑期退休，我总共宣布了63篇论文(均匀每年4篇)；在专著方面，独著、合著、主编、合编各2部。获奖状况也令人满意。一起，我活跃参与国际会议，先后去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芬兰、荷兰等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区域，参与各种国际会议达20余次，会议主题触及体系功用言语学、使用言语学、语用学、话语剖析、论辩学、象似性、英语教育等。
在管理作业方面，我从澳大利亚回校后没有多久，便先后被录用为西语系英语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1983年英语系树立后，被录用为副系主任，1985年被录用为系主任，直至1993年。
退而不休，老有所为
1996年校园告诉，教师退休年龄能够提前到63岁，我当即打报告请求退休，取得附和。
但退休之后，我并没有歇息。苏州大学为了树立符号学研讨会，要挂靠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讨会。会长乐黛云教授提出要由北大教师担任该会会长，对方附和了。乐黛云传闻我退休了，便把这个使命交给了我。我不得不从头学习和研讨符号学这个新的范畴。过了一段时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主任高远约请我去他们校园给研讨生讲课。又过了一段时刻，我去医院探望我的老友——北京师范大学钱瑗(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她在病榻前要我持续上完她的课并在北师大任兼职博导一职，接收博士生，不知不觉我在七八年中培育了9名博士生。
我从未没有中止科研作业。从1996年下半年至今的23年中，我完结独著和论文集9部、合著5部、主编9部、合编13部、论文182篇(均匀每年7篇以上)，取得许多奖项，在此不一一列举。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2018年北京大学离退休作业部约请我参与北京大学离退休教职工金婚庆典，并代表913对金婚配偶在台上讲话；也是在2018年，北京大学离退休作业部颁发我“老有所为·乐为之星”奖。
回忆终身，能够说，咱们是在艰苦奋斗中生长的一代，也是见证了祖国兴起、民族复兴的一代。
文章转载自：思政网
修改：周彤（齐齐哈尔大学）
责编：顾恒祺（齐齐哈尔大学）
审阅：张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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