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以人废言”：胡适与张竞生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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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胡适因陈独秀引荐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1926年7月，胡适出访欧美，与北大的联络事实上告一段落。胡适第一次任职北大，前后将近九年。1921年10月，张竞生因谭熙鸿介绍得蔡元培为其所签聘书。1926年6月，张竞生脱离北大，敞开人生中的另一段传奇。张竞生在北大遭受大起大落，历时四年有余。对照两人的阅历，相互在北大有一部分“交集”。

一

1921年10月，张竞生从潮州金山中学辞去职务北上。10月22日，蔡元培为张竞生签发聘书，聘其为教授。在北大期间，张竞生属哲学系教授，担任过《论理学》《唯实派》《行为论》《行为论史》《孔德学说研讨》等课程，还兼任过本科和预科法文课程教授。

1921年10月，蔡元培为张竞生签发的聘书

张竞生初到北大时，胡适已在北大四年。此刻，胡适教学的课程较多。据1921年11月胡适在北大一院每周授课时刻表显现，胡适其时开设的课程有《我国哲学史》《我国近世哲学》《英文哲学书选读》《戏曲史》《英文演说》《英文作文》等。此外，胡适还为钢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担任翻译。其间，《我国近世哲学》《英文哲学书选读》及《古印度宗教史》均为哲学系学生课程，《我国哲学史》为哲学系、史学系一同课程。换言之，胡适尽管跨系授课，但首要阵地是在哲学系。

1921年11月，胡适授课时刻表

胡适与张竞生在北大搭档，其实也是在哲学系搭档。两人在外交上有着有利地势、有利地势、人和等许多便当。胡适与张竞生何时初次碰头、有何攀谈，不得而知。但张竞生对胡适早有耳闻，且有重视。1921年11月17日，北大建立马克思学说研讨会。初到北大的张竞生参加其间，并与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过从较密。日后，张竞生在《“北大”回想》中写道：

咱们谈到胡适所主张的“少谈政治，多谈问题”时，李教授辩驳说：“问题——尤是社会问题，能够脱离政治吗？”谈到胡所喜介绍的美国有用哲学时，李笑说，这不过是美国的一种产品吧！但是当他谈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李教授则口如悬河，喋喋不休了。

张竞生在文中指出李大钊所说是“有的放矢，有言必中”，从旁边面反映出他对胡适相关言辞和行为的观点。此刻，胡适为学生新开了一门《杜威作品选读》。1921年10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初限此班不得过三十人，乃今天第一次上课竟有六十余人之多。惋惜上一年杜威先生在此刻我因病不能设此一科。”几天后，胡适再次提及《杜威作品选读》，认为“此班学生似肯读书，所问似皆中肯”。对此，胡适“很快乐”。胡适此举，大约也是李大钊、张竞生认为其喜爱介绍美国有用哲学的一个根据。

胡适日记中很少提起张竞生这位与自己年岁相仿（胡适小张竞生2岁）的搭档，相关记载寥寥无几。1922年3月5日，张竞生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

昨日哲学社请梁任公演说，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纲要〉》，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明，本能够不去睬他。但搭档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因为他连讲两天，——我细心一想，就到会了，干脆自己去介绍他。他讲了两点多钟，讲完了我又说了几句话完毕会议。这也是往常的事，但在群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

晚上，胡适与张竞生一同去听俄国光亮歌剧团演奏的《有罪的贞女》。胡适认为，这种戏的情节与演做与我国旧戏有相同的天真。但音乐方面，远胜我国。胡适对扮贞女的露特考斯卡拉的演唱十分认可。

胡适在日记中再次提起张竞生，是1922年5月30日。当天下午，张竞生来谈，同来的还有美国妇人伯拉切特夫人与其夫。伯拉切特夫人想要跟胡适学我国哲学。胡适“真实厌烦这一类浅陋的美国妇人”，只好“倚老卖老”谈了一会。对方固执己见，胡适终究“不肯约后会日期”。这儿，胡适拿“浅陋”描述伯拉切特夫人，足见他对她的“厌烦”。但从日记的前后行文看，胡适尽管“厌烦”伯拉切特夫人，却并没有怪责作为“中心人”的张竞生。

1922年6月2日，张竞生又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原因是蔡元培劝孙中山“下野”：

七时，张镕西邀吃饭，有蔡、王、林、罗、张公权、谷九峰、徐佛苏、李伯生等。……今晚席上蔡先生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同发一电劝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个完毕，同以国民资历出来为国务极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联络多怕列名，我劝蔡先生写稿即宣告，即邀李石曾、张竞生等列名，以友谊劝他。蔡先生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主张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

此前，孙中山在广东誓师，预备北上征伐不合法总统徐世昌。此刻，蔡元培等人根据局势，认为“南北一起”，“无再用武力处理之必要”。所以，他们想劝孙中山中止北伐，与不合法总统徐世昌一同“下野”，一同期望广东方面人士北行以“共图国家大计”。来日，在到会北京教育界举办的“六三”留念会上，蔡元培领衔两百多名代表向孙中山和广东十分国会宣告通电，表达“和谈”期望。

二

1922年6月往后，有关胡适与张竞生来往的记载，在胡适的日记中简直了无痕迹，但相互的来往实际上还有不少。相似两人列名通电或一同露脸，比较重要的还有如下几起：

1922年3月16日，北大举办《北大月刊》修改部会议，抉择废止月刊，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天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等四个季刊。胡适认为：“此事确好，但不知能耐久否。”8月1日，北大推举《社会科学季刊》社会科学组修改员，胡适、张竞生等十七人当选。三个月后，《社会科学季刊》正式创刊。

1924年2月16日，《晨报》宣告《国人力促康复中俄邦交——北大四十七位教授之公函》。该函称：“俄国革新，国体改变，中俄邦交，因以暂辍。然此乃事势所迫，国际惯例，苟其主体已定，则邦交自当随复……况俄之与我地步相毗，不徒念鲁卫之政立先诸国复其故人，即援连疆之谊，亦当应其嘤鸣。况俄之于我，合作之勤，亦屡宣告，苟相与以诚，何至食言？”四十七位教授里，胡适与张竞生均在其间。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法令令》。法令令第十三条为：

国立大校园得设董事会，审议校园进行方案及预算、决算暨其他重要事项，以左列人员安排之：（甲）例任董事：校长；（乙）部派董事：由教育总长就部员中指使者；（丙）聘任董事：由董事会推选呈讨教育总长聘任者，第一届董事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国立大校园董事会议定事项应由校长呈讨教育总长核准施行。

该法令有以行政权力干与大学业务之目的，因此遭到北群很多教授对立。他们认为，“教育一定独立，不宜转入政治之漩涡”。1924年3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宣告《本校教授致校长公函——为教部所颁大学法令事》。北大教授六十人逐个签字，构成“同一战线”。胡适与张竞生相同名列其间。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发布《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寻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阐明》，掌管者是孙伏园。七十余位社会名人与文人学者，以及三百多位青年应邀、应征，相关答卷连续注销。2月11日，推出了由胡适引荐的十部“青年必读书”。胡适所选书目有《老子》《墨子》《论语》《论衡》《崔东壁遗书》等我国古籍五本，还有《Plato: Apology，Phaedo，Crito.》《The New Testament》《On Liberty》（John Stuart Mill）《On Compromise》（John Morley）《How we think》（John Dewey）等外国作品五本。2月27日，刊登了张竞生所选的十部“青年必读书”，有《建国方略》《红楼梦》《桃花扇》《美的人生观》，以及《科学纲要》（英丹森著），《创化论》（法柏格森著），《成婚的爱》（斯妥布士著），《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书）等六本译著。与一般引荐者有所不同的是，张竞生把自己所著的《美的人生观》也列入其间，并自嘲：“夸口夸口，打趣打趣！”荐书人里，胡适第一个登台，张竞生最终一个进场，一头一尾，前呼后应。

三

1922年6月2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与（颜）任光、（程）瀛章同到谭仲逵夫人的悼念会。与孑民先生及守常等小谈。”这儿的谭仲逵即谭熙鸿，是北大教授，做过蔡元培秘书、北大署理总务长。谭仲逵的妻子叫陈纬君，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妹妹。陈纬君与谭仲逵成婚六年，伉俪情深，恩爱有加。惋惜，天不假年，陈纬君因病早逝。

陈纬君尽管终身时刻短，却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曾与陈璧君一同在香港参加革新。张竞生与谭仲逵来往较多，对陈纬君的品德比较了解。1922年6月24日，他与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李四光、沈士远等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宣告《谭陈纬君夫人行状》，既颂其德，又寄哀思。悼念会上，胡适、张竞生等都前去致哀。一个一般女子的逝世，能够获得蔡元培、胡适等许多名人的哀挽，虽为士林习尚，却稀少难得。

1922年6月24日，张竞生、蔡元培等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宣告《谭陈纬君夫人行状》

陈纬君逝世后，谭仲逵与妻妹陈淑君结合。两人均出于自愿，却遭到各方谴责。张竞生好抱不平，于1923年4月29日在《晨报副刊》宣告《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讨》，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等爱情定则，揭露为陈纬君辩解。由此，引发了现代我国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谈论。

简直是在谭仲逵深受“绯闻”漩涡的一同，张竞生也迎来了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女子。这段阅历也与胡适密切相关。1923年7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妇女谈论》专刊登了署名“褚松雪”的“说话”《我的离婚略史》。因为这篇文章，张竞生与褚松雪（后名褚问娟）开端了书信来往。张竞生后来在《美的情感——“恨”》（1927年4月15日《新文明》月刊第1卷第3期）中提起作业的经过：

我在某报副刊中见到一篇为咱们所要求者的女子文字。此作者为楚崇石（指褚松雪——引者）女士。粗心是伊瞧不起伊老公不争气，愤而脱离家庭联络，只身从遥遥的南边到山西教学以自给。末后叹惜婚姻由兄命牵累到这地步，并誓愿往后为社会而献身等语。此刻的我，竟引起了十分的怜惜心。

褚松雪（1896-1993）

张竞生说“伊瞧不起伊老公不争气”的表述，与褚松雪所记好像略有出入。褚松雪在其《生命的印痕》中写道：

我的母亲逝世了。不到百天父亲也接着在杭州病故。我受了这样严重的冲击，哀痛的景象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丧服刚刚除掉，就有人来为我说亲。但是我的心上好像现已有了人，这个人的品格，是调集我自小累积起来的全部为我所崇拜的英雄豪杰们的一个杂乱的影子，我把这影子，称为我抱负的“奇士”。

张竞生（1888-1970）

假如张竞生所述是根据褚松雪的《我的离婚略史》，那么在《生命的印痕》中，褚松雪对自己的婚姻或许做了逃避或隐秘。究竟，后文仅仅说有人为其说亲，而婚姻信息，并无泄漏。褚松雪“只身从遥遥的南边到山西教学以自给”事实，但这中心，她还到了北京，“拿做学识来治疗心中的悲闷”。之后，才从北京去了山西，并开端走上写作之路，以及与张竞生结缘：

写作的爱好，一天天稠密，投稿的方向，也由《女星》到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信从各方面寄来，都是未经识面的文字之交。内里一位是研讨哲学的，他的学识的光芒，使我的眼睛眩耀起来。他也在与封建实力搏战，社会上对他进犯得十分强烈。因为怜惜遭受的一点缘由，便引起了少年期久伏在心头的“奇士”的感觉，总算堕入情网。

这位“研讨哲学的”，便是张竞生。张竞生了解褚松雪的人生阅历后，慨叹“同是天边沦落人”。张竞生回想：“我也因不肯意在家庭过了无聊的日子而出来的，我也因婚姻不得志而脱节的，我也想为社会斗争而生计的。全部的境遇倶同，难怪我即时起了怜惜心，马上就写一短信去安慰她，并向她诚实地说我简略的身世。”为协助褚松雪脱离窘境，张竞生写信告知褚松雪，北大虽暂时不接收女生，但最近建立研讨所，国学门的掌管人都是搭档，能够帮助介绍。他期望褚松雪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引荐。这儿所说的“搭档”，天然包含在研讨所国学门无足轻重的胡适。

褚松雪被北大研讨所国学门选取后，从山西回到北京。到京第三天，张竞生便带着褚松雪去见胡适。胡适对褚松雪说：“你的‘烽烟扬州路’很有见地，但也幸亏张教授引荐。张教授是革新党，也是洋博士，你往后应该多向他讨教。”后来，张竞生与褚松雪相互招引，一同日子。1924年秋，两人举办了婚礼，租住在什剎海北河沿20号的一座四合院里。据褚松雪回想：“婚礼在长老会礼拜堂举办。日子急，远方亲朋不及赶来。我方只来了方寄娘母女、赵佩云全家。男方宾客，除胡适外，我都不大知道。”应该说，胡适仍是张竞赛与褚松雪爱情与婚姻的见证者。

胡适与张竞生还有一段来往不为人知。1922年4月，美国生育控制运动的创始人、国际方案生育运动的首领玛格丽特·桑格（Mrs. Margaret H.Sanger，1879-1966）拜访我国，并应邀到北大演说。受蔡元培托付，桑格夫人的此次演说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伴随。当天，桑格夫人作演说，长达两小时之久，“听讲的人车载斗量，四壁有站着的，窗口有趴着的，乃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几都要挤坏了”。过后，北京多家报刊登载了桑格夫人的演说词。《晨报副镌》还特别刊登了桑格夫人、胡适与张竞生三人的合影。这场规划隆重、影响较大的演说得以成功举办，胡适、张竞生是功不行没的。

1922年4月，桑格夫人应邀到北大演说，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伴随

胡适与张竞生的其他来往，相关材料或语焉不详，或未曾记载，更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如，1922年6月，张竞生在日本休假。其间，他从神州致信胡适，索要《尽力》周报。《尽力》周报系时政刊物，是胡适退出《新青年》修改部之后兴办的刊物，1922年5月7日出书第一期。该周报以论政和启蒙为主题，汇集了不少新的政治与思维主张。人在日本的张竞生也许是想先睹为快，才刻不容缓地向胡适索要。

四

胡适与张竞生的“交集”中，还有一个特别的部分，即国际名著的翻译。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翻译想象，即“从输入欧西名著下手，使吾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1918年4月，在《建造的文学革新论》中，胡适更是具体指出：

只译名家作品，不译第二流以下的作品。我认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行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曲，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检查，并逐个为之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

关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出书物，胡适极点不满，表明“惨淡极了”，“除了林琴南的小说之外，市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书”。并且，林琴南还不明白外文，“挑选本来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

数年后，张竞生的翻译方案与胡适的翻译想象不约而同。1928年3月，当胡适见到张竞生关于着手施行大规划译书方案的揭露信时，不由引为“同路”。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北大学生聂思敬来谈。他带了张竞生一封信来。竞生也有大规划的译书方案。此意甚值得研讨，不能够人废言。”信中，张竞生提出：“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修改部经历所得，判定如有十万元本钱，以之请修改七八十位，准时译书，则数年内可将国际名著二三千本，译成中文，其联络于我国文明至深且大。兼以运营国际各种名画与雕刻品，使美育及于社会，于艺术与情感的影响也非浅鲜。”可知，张竞生比胡适想的更多更远，不只翻译国际名著，还要运营国际各种名画与雕刻品。关于这番方案，张竞生热切呼吁：“诸先生为文明计，为利益计，幸勿无视下头所拟的方案。若能尽力使其完成，而使我国于数年之内不论何种学识皆有完善与体系的译籍，则不久我国思维界定能起极大的变化，于各方面如文学、科学、哲学、实业等，必能放出极大的光荣。这种联络于我国文明的出路，更非戋戋的利息所能计较了。”

关于张竞生的想象，胡适深认为然，并将其揭露信精心保藏。而胡适之所以感叹“不能够人废言”，首要是因为彼时的张竞赛早已“声名狼藉”，人人只怕避之不及了。1925年，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揭露向社会搜集“性史”，并收稿两百余篇。1926年4月，张竞生挑选其间七篇编为《性史》第一集，由“性育社”印行。一夜之间，从前的哲学教授担负“文妖”“流氓”“淫虫”等种种臭名。连胡适也曾表明：“我国今天最可令人焦虑的……思维的内容与方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八股文，何处不是我国特征？”不论此《性史》是不是彼《性史》，胡适都不曾揭露为张竞生说几句话。尔后，张竞生“左冲右突，上下求索，一直无法脱节‘性博士’的恶名”。

关于国际名著的翻译，同胡适相同，张竞生也是爱莫能助。在《未能完成的自愿》中，张竞生表明：

我生平最遗恨的，是廿余年来想与人共译国际名著，到今天尚毫无着落。这个自愿本来是已有二三次时机能够成功的，但总算无成果。当美的书店倒闭一年后，经济已有方法，我正想会集人才，一同进行译述国际名著的方案。不料一连十次受了申述与搜寻的糟蹋。总算不得不封闭。个人生计尚属小事，最恨是这个大方案也随而消除了。

张竞生第2次往欧洲后，还曾联络时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提出以一种名义给十万元为译述国际名著之用。张竞生在信中胪陈方法，“便是所出丛书，一切权为广东省。不光国际古典名著予以择要译出，而又着重于科学名著的介绍，推而到技术上，如工程，如户外运动，以至于打猎、垂钓、栽花、种果各种民生作品也有体系的译成”。关于张竞生的想象，陈铭枢极点拥护。惋惜，时局变易，陈铭枢失势去职，张竞生的翻译方案只要失败。

走运的是，张竞生无法完成宏愿，胡适后来却迎来了一次大好机会。1930年7月2日，中华教育文明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在南京教育部会议室举办。会议定议将科学教育参谋委员会改组为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并经过批改简章及本年度经费五万元。编译委员会的作业包含由前史部挑选国际史学名著，如年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延聘能手次序翻译出书；以及由国际名著部挑选在国际文明史上曾产生严重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延聘能手次序翻译出书。如此，胡适总算能够大显神通、施展抱负。

据《中华教育文明基金董事会第十四次陈述》，到1939年末，编译委员会“历年编译之书本，达一百八十二种。其间现已出书者七十一种，共七十七册，现已付印者二十五种。现已翻译完竣者六十三种，正在翻译中者二十三种”。不到十年时刻，能够获得这样的成果，殊为不易。假如张竞生知道这份成果，大约也是倍感欣喜的。而胡适一边，他公开没有“以人废言”。

在那封揭露信中，张竞生还提出：“现在国内大书店如商务、中华之类的修改部，因其准则不善及修改不得人与其思维的迂腐，致使虽有本钱而出不了美善的书本。咱们往后的修改部重在以专门的人才得以专注修改各种有体系的学识，尤注重在介绍国际新颖的思维，以便引导我国人的思维与国际相交流。”对此，胡适也是高度认同。当年，他在调查商务之后，就曾向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主张，要从设备、待遇、方针、安排等方面加以改进，使修改安心、专注。胡适说：“脑力的作业不在时刻的长短，而在能养成能够作业的情绪与心境。得了能够作业的情绪与心境，虽欲罢而势有所不能了；若无此种心境，虽整天伏案，也不过是装模作样，其实无甚作用。”两相比较，张竞生的这个主张，亦是不行“废”的。

值得一说的是，张竞生的不少“性”言“性”语，也不无道理。当年，张竞生在北大公开开设“性学”课，主张节育、倡议“放乳”等，在彼时“政治的形状，社会的安排，和思维的内容与方式，处处都坚持我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的“语境”下，被攻讦，被通缉，被驱赶，都很正常。胡适作为新文明的首领，受过国外民俗风俗的深刻影响，且对缠足、束胸、贞节、女权等许多道德问题做过深入研讨，理应知道张竞生言辞中的“合理”成分。惋惜的是，不论是张竞生在北大时期仍是脱离北大往后，胡适都没有为张竞生说几句“公道话”。当他在日记中感叹“不能够人废言”的时分，不知有没有想过，不能“废”的，除了张竞生有关翻译、修改的定见主张，还有他关于性的一些言辞——尽管惊世骇俗，却不乏科学道理。

杨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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